Mdou Moctar
© Mdou Moctar / Matador Records
音樂

自由吉他樂律之中的溫柔革命:Mdou Moctar 專訪

他與團員們共造的音樂承載了記憶與傳統的吉他音律,富涵了沙漠遊牧與現代定棲生活間流動與交融,他被喻為是來自撒哈拉的罕醉克斯,他們以樂隊之姿打破傳統,同時為自身文化增添創造性的新貌。
由 小鬻(Jaddie Fang)採訪 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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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ou Moctar @ Ottobar
Mdou Moctar @ Ottobar
置身於 Mdou Moctar 近期於 Ottobar 的這場演出,有別於三年前在 Creative Alliance第一次觀賞他們現場表演的是,Mdou 與吉他手 Ahmoudou Madassane 為新專輯《Afrique Victime》融聚出更加燁然的脆亮吉他音色與器樂聲響層次,在歌曲間奏段落噴瀉驚人的吉他獨奏技巧,又行雲如流水地撩撥著彷若棲旋縈繞的旋律,令人不自覺神遊物外。而鼓手 Souleymane Ibrahim 直面揚起的鼓奏與貝斯手 Mikey Coltun 從容沉潛的低音律動,催化曲式以一種向前的行進,並伴隨那餘音繞樑的歌聲,在浩瀚沙漠中不疾不徐地步往古老記憶與未知。Mdou Moctar在歌詞與曲調裡融入了圖阿雷格人的傳統音樂與歷史文化,以歌唱世界極少數人了解的圖阿雷格語(Tamasheq)及個人生命經歷形塑出圖阿雷格現代音樂的新聲貌,但表演,卻是他們自古以來始終不變的表達形式。
Mdou Moctar 的音樂承襲尼日與馬利圖阿雷格青年之間所浸染的 Ichumar 吉他音樂流派(某些地區稱之為 tichumaren),從起初由反抗軍所創作的革命之歌,慢慢地演變為新世代結合搖滾樂編制的樂隊式風格,不變的是,許多音樂家仍持續地歌頌過去那些為守護自由與為求溫飽人民而戰鬥的勇士,Mdou 的首張專輯《Aflen》便是向阿札瓦克(Azawakh)民間相傳的戰士 Aflen 致敬而命名的作品。Ottobar 的這場演出裡,有一些現場觀眾是當地的尼日社群,他們形於外像是朝舞台灑鈔票的熱烈盛情,也給予搖滾樂迷獨特的看表演體驗,並共享那悠久的文化記憶。
2007年,尼日緊繃的國家局勢,激起圖阿雷格人再度起身反抗,政府當局為了鎮壓反抗軍便禁止以吉他作為政治聲量傳達工具的圖阿雷格人使用吉他,正因如此,吉他在尼日及同樣有圖阿雷格族群的馬利被視為一種反叛的符號象徵。Mdou Moctar 身為尼日的圖阿雷格人,他的吉他演奏在某種程度上,亦是一種獨具反抗權力與聲張自由的表現。圖阿雷格人的文化傳統透過歌曲與詩歌的敍事作為口述歷史的方式,細膩地表達出圖阿雷格文化之豐富與悠久。如今,圖阿雷格當代歷史內容道出許多關於殖民主義、流離失所、女性平權,以及人民高失業率的危機,他們以口述的表演藝術作為一種抵抗與轉譯圖阿雷格文化與過往歷史的形式,梳理傳統和歷史為現代藝術的樣貌,與時俱進地,在現代化作品裡注入滿是傳統的根底。誠如奈及利亞小說家伊西多爾.歐卡彼豪(Isidore Okpewho)所述:「倘若我們接受時間力量會改變社會和其他形式的現實,那麼就要嚴謹地重新考慮傳統作為一種文化指涉僵化框架的概念。
這次透過與 Mdou Moctar 的對話專訪,更讓我感受到圖阿雷格人用音樂來拿回敘事支配權的堅定,或許我們得認真去思考他們的音樂在全球舞台所象徵的身份和文化,以及表演如何作為他們轉譯自身文化與傳統的一種生命力體現。
Mdou Moctar @ Ottobar
Mdou Moctar @ Ottobar
最新專輯有很多歌曲是在不同地方錄製,例如從阿姆斯特丹、密西根及洛杉磯等城市,當中是否有任何特別的原因?
Mdou:其實是因為我們想在錄音上花時間去著墨,我們決定把這張專輯當作像是現場演出一樣的方式去錄製。通常我們會去錄音室錄個兩到三首歌,然後就換地方。我很尊重聲音工程師和他們所做的工作,因為我不懂其運作方式而我會把自己搞得很緊張。如果長時間關在一個錄音室裡錄整張專輯,我覺得會阻礙自己自由發揮音樂的想法。當然錄音室的開放時間上也有諸多限制,所以我偏好的方法是一點一滴地去錄製作品。
我覺得在巡迴演出時錄專輯是我們理想的方式,因為當下掌握了巡演時的能量,而我們也很習慣現場演奏且相當熟練。另外,我們覺得能在不同的地方錄音、看到不同聲音工程師的工作手法很有趣,也很高興能見到一些音樂製作的多樣性。
您的最新專輯《Afrique Victime》表述了追求非洲人與世界同樣平等的寄予,像是也呼應了您上一張專輯《Ibitlan》發行時,於 2019 年的《衛報》訪談裡所說的:「法國說我們現在獨立了,但我們其實並不獨立,我們反而是現代的奴隸…」,彷如一種對潛殖(para-colonaization)的批判;一種反批上層階級透過經濟或技術的掌控權力,對於缺乏各種資源國家所作的社會支配。您認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國家,應該是什麼樣的狀態?
Mdou:我們當然會覺得自己是現代奴隸,因為我們無法作決定,一直都是法國主控,不是嗎?其中一個例子就是西非法郎(於 2020 年停止流通),它是非洲許多國家的共通貨幣,其價值卻很小。即使這貨幣在法國獨家印製,由法國強制實行,許多法國人甚至不知道西非法郎的存在。我們被遺棄後才得以獲得自由。各國家應得以開發自己的礦產資源、選擇想合作的對象、自己實施國家建設。讓年輕的非洲人學習如何在這些領域琢磨並成為專業人士。我們現在所聞關於非洲的一切闡述都是出自於法國。而且,法國老早就想出間接的方式來抵毀那些站出來反對這一觀點的非洲領導者,比如 1987 年被殺害的托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那麼,廿一世紀的現在,非洲需要新的生命氣息和屬於自己的聲音,而不是一直讓法國來為非洲代言,我們需要能自己去選擇開發自己的資源。
您的音樂創作蘊涵了各種形態的愛;對於情人、家園、國家及傳統文化等都有著令人充滿想像的景致。是否能與我們分享您通常如何汲生創作靈感?
Mdou:看情形。如果我寫的是愛情,可能是因為我正處於戀愛的關係之中。而真正賦予我靈感的是我生活周遭的現實情境,大自然給予了我創作某些聲音的靈感,而當我戀愛時,便寫下內心深處的感受。有時我也會譜寫關於鄉愁的歌曲,比如出遠門離開自己的國家。然而不僅僅是我看到正面的事物才有靈感,如果我感受到嫉妒,身邊充斥的嫉妒氛圍,我也會想寫下來。所以,生活真的賦予了我譜寫所有主題的靈感。
那麼我想以您新專輯裡的第一首歌〈Chismiten〉作為例子,歌詞寫著「若要成為更好的人,你需要停止嫉妒及缺乏安全感」,這首歌是否有任何故事或脈絡嗎?
Mdou:據我所知,嫉妒對很多情侶來說是一個問題。我覺得有很多誤解都是源於嫉妒,畢竟自己也看太多這樣的事了,這便是我的靈感。很多時候,有些情侶或許落得分手收場,當中出了一些事時,雙方其實都沒去了解其中的緣由。有人可能因自己當下所見讓心中產生某些錯覺,然後認為分手解決的方式,甚至不去談論問題所在。舉個例子來說,若你看到自己的伴侶和別人在一起,看似親密地交談,或者撫摸對方的頭,這些舉動可能會令你以為伴侶背著你劈腿。但也許那只是一位很久沒見面的老朋友,一個她和你提及許久但你從未見過其面孔的人。通常人在看到這些事發生時,他們可能會突然間什麼話都聽不進去,甚至不想一探究竟就結束了感情關係。你或許會在毫不解釋的情況之下就結束關係,而這一切都是出於自身的嫉妒。 當然,嫉妒不僅僅發生於情侶之間,例如,若你在工作環境中感到嫉妒,或許是因為你覺得某人比自己更成功。所有那些情境對我來說都是靈感。
與團員們又是如何調劑出那些醉人的旋律與節奏?比如團員間如何相互合作與編曲,並且做出那種非常相融並進的音樂?
Mdou:Ahmoudou 和 Souleymane 和我來自同一個國家,說同一種語言,他們明白我表達的所有內容,而他們也是藝術家。通常只要我一解釋,他們很快就知道我想要的是什麼。我們一起創作了很多歌曲,也真的很習慣一起演奏。他們非常了解我的喜好,貝斯手 Mikey 也一樣,和我一起玩音樂很多年了。創作歌曲時,我們會告訴 Mikey 想要的是什麼以及希望他如何演奏。團員們提出他們對旋律、如何配置聲音以及何時該停奏的想法,所以我們其實也是在創作讓大家在演奏時都能感到自然表現的音樂。
關於詩歌能否被轉譯,世界為此思辯了數個世紀,而詩歌透過翻譯之後的語言,或多或少會失去原始語言的真意。作為音樂家及詩人並以圖阿雷格語(Tamasheq)創作的您,是否會擔心他們在詮譯您的作品內容時失真?
Mdou:非常感謝妳提出這麼美的問題。是的,對我來說,看到自己的歌曲被翻譯其實並不好受。老實說,這是歌曲創作之中最困難的部分。我寧願用圖阿雷格語(Tamasheq)譜寫整張專輯的歌詞,也不希望看到我的任一首歌被翻譯。有時你用母語寫出優美的詩歌,然後被人轉譯之後,這首詩歌就變得索然無味,失去了原本的意義。我覺得這和有時候人們試圖轉譯幽默的笑話是一樣的道理。有人可能會用英語說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然後翻譯成圖阿雷格語之後的內容變得毫無意義,像是隨口噴出的話語,一點也不好笑。反之亦同。
Mdou Moctar @ Ottobar
Mdou Moctar @ Ottobar
善於四種以上語言的您,語言邏輯的思考是否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你的創作?
Mdou:我認為這對於寫詩和寫歌非常有幫助。身為詩人不應該有侷限於單一語言。善於運用多種語言是一個很好的工具,你能使用任何語言其有的任何詞彙。我認為不同的語言給予自己一些自由,在詩歌中創造出一種力道。也許你會用圖阿雷格語寫一首詩,然後可能又會發現以法語詞彙來表達特定的事物可以更優美——例如,你也許覺得用「amour」(愛慕)這個詞比圖阿雷格語的「tarha」更美;或者你會找某種字詞來押韻,讓整體語句聽起來更流暢。所以我覺得善於運用多種語言真的能為詩歌增添質感。
「具催眠性、彷彿無盡繚繞且節奏優美又錯綜複雜」是西方西世對撒哈拉沙漠藍調音樂的解讀和形容。對您個人來說,自己會如何形容與想像大家所定義的撒哈拉沙漠藍調?
Mdou:我會說沙漠音樂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我們有戰士詩人創作詩歌的傳統,所以非常具有歷史意義。另一點,我認為聆聽的音樂也與空間相連結。當你聆聽撒哈拉音樂,可以聽到沙漠;可以聽到沙漠的風在呼嘯、沙漠的氣息、駱駝行走及騎馭駱駝的牧民行進於沙漠的節奏。這是我會形容沙漠音樂的說法。
近幾年來,歐美樂評讚喻著如今最棒的吉他搖滾流派是來自撒哈拉沙漠的音樂, Mdou Moctar 的音樂也被提及是重要代表之一。您個人覺得自己的吉他演奏除了受 Eddie Van Halen、吉米罕醉克斯和 Prince 的啟蒙,在創作上是否受到日常生活的各種重要時刻如慶祝出生、結婚、入會與正式的宗教崇拜儀式等音樂,或是民謠如工作歌、即興獨奏樂器、療養音樂、吟遊詩人音樂(Griot)影響?
Mdou:謝謝妳提到這一點。我聽了很多西非當地的吟遊詩人作品,也聽了不少使用許多古老傳統樂器的 Takamba 音樂。至於圖阿雷格的傳統音樂,先是 Assouf 音樂和 Tende;Assouf 原是一種女性演奏、男性歌唱的音樂,隨著 Takamba 的發展,便有更多男性以拍手打節奏的方式與女性一起演奏,那節奏律動真的很不可思議。我聽了很多那樣的音樂。我也喜歡傾聽祖先的歷史,他們為圖阿雷格人的自由而戰時所寫的詩歌,聽了真的會令人起雞皮疙瘩。古早時期,他們不會說那麼多語言,所以他們使用的一些圖阿雷格語詞彙相當古老有力,有時我還不得不請向年長的人請教語意。我會說,詩歌和 Takamba 音樂對我的影響要比現代音樂來得更深切。
貝斯手 Coltun 形容在您家鄉作婚禮音樂演出其氛圍感覺上就像是西方的 DIY 與龐克表演,大聲且滿是活力,而所有人都盡一份心力,共同將活動完成。DIY 精神的形成因素之一是基於資源的匱乏,您認為這對於自己的音樂創作有什麼樣的影響?
Mdou:當然,我那時必須自己尋找資源,必須自己手工打造我的第一把吉他,因為在我們那裡就是這樣,你得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所有事情。我們年輕時,生活的環境無法取得任何音箱器材,大家都要發揮自己的創意去想辦法。有人會買其他設備零件把喇叭能接上吉他,再用透明膠紙製造出吉他彈起來像有電吉他的音色。麥克風也是一樣,我們沒有那東西,都要自己動手做。演奏 Djembe 鼓樂的人也會做這樣的事,還有 Tende 音樂也是一樣,音樂家找出一種方法其用指甲敲擊喇叭,製造出聽起來像電子鼓的聲音。
年輕的時候,我們要玩音樂有點困難,也有點辛苦。製作我的第一把吉他時,我用的是單車輪圈、剎車線,拆掉那線圈並取出纜線部分來做吉他線。當時我的生活裡,我連真正的吉他弦都沒看過,只見過大明星彈吉他,但在當地根本買不到吉他弦。在我還小的時候,有一次去看一場演唱會,我就待在離吉他手超近的位置,整場演唱會,我只盯著他的吉他。然後他表演得太賣力,彈斷了一條弦,他當場取下來換一條新的弦。接著他看到我站在旁邊,就把斷掉的吉他弦送給我,他不認識我,但他能看得出來我真的很喜歡那條弦。這是一條如此神聖的吉他弦啊,我把那條弦線放在包包裡兩年。當時覺得像一個奇蹟,我擁有了一條真正的吉他弦。我甚至不記得自己何時搞丟那條弦,但你能想像那種感覺的。
在你的國家尼日,身為一名藝術家容易被聖戰主義者(jihadist)視為目標,因此必須格外謹言慎行。而您於 New Noise 的訪問也曾說:「大家不確定恐怖分子在何處,他們可能就在你生活周遭。我們必須注意每一件小事:比如我們所說的話、我們何時離開家門,以及外出時和誰在一起。」這樣的凡事小心翼翼,是否反映在您的音樂創作上?
Mdou:就目前我所知的是,藝術家是恐怖份子的目標之一。恐怖份子憎惡藝術家,也試圖謀殺他們,恐怖份子曾在馬利謀殺了一整個樂團的人。許多音樂家為了生存而逃離自己的家園,近期有一位接受媒體採訪的年輕音樂家在布吉納法索遇害。所以,當然會有風險,但這是我願意承擔的風險。我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恐怖份子是無所不能。 因此,我們祈求神的守護。
延續上一個問題,您也在那訪問裡說過:「在動盪時期聆聽音樂來尋獲勇氣是圖阿雷格戰士的傳統。」那麼,可否與我們分享何謂圖阿雷格戰士的精神?
Mdou:圖阿雷格有許多不同的戰士,但我想談談阿費蘭(Afelan),一位特別具有極為圖阿雷格人風範的戰士。他的時代是在殖民時期之前。他是一位非洲詩人,我喜歡聽關於他故事的詩歌,甚至也向他致敬,在我的專輯《Afelan》裡寫了一首關於他的歌。他厭惡被人利用,他劫富濟窮;從富有人士那裡強奪財物,將搶來的東西分配給窮人。例如,他會搶取貪婪迂腐富人的牲畜分送給窮人。他憐憫弱者,總想著要保護他們,他沒受過教育,但人的生命對他來說很重要,而且他做好事從不要求任何回報。透過他的文字,阿費蘭更像是一頭猛獅而非不是人類,所以他也無法與惡人為伍,而他只對那些有武器自衛的人使用武力。
我想包括我自己在內,對於「聖戰主義」的概念都深受西方世界的意識灌輸(所謂的「恐怖份子」),而我們鮮少有機會能了解實際生活在聖戰主義圍繞之下的人們。當然這些問題,西方世界也責無旁貸,而John Berger 曾在他的著作《Hold Everything Dear》裡提及「絕望的七重層次」以描述那些陷入七重絕望的人從中獲得啟示,使他們獻出生命去對抗把世界弄到這般田地的強權。您個人對於這樣的見解有什麼想法嗎?
Mdou:事實上,若要我們誠懇地道出,西方世界才是非洲所有動盪的幕後黑手,不僅是聖戰主義者,還有政變的干涉。對西方人來說,原物料資源比人類更有價值,至少在西方世界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如此。這些原料在分解之後被轉化為物件和工具,而那就是他們對待我們的方式。看看阿富汗發生的一切吧,有多少人失踪? 有多少人被強暴?他們有多少人被殺害?全世界都在看,如果他們注入龐大的勢力,這些罪行就能在一天之內終結。但他們什麼也沒做。然而,倘若西方世界發生了任何事;有時候一個公民遇害的事件,就能經由媒體大肆傳播到全世界,各種資源與支持都紛紛湧入。
非洲拯救如此多西方人的性命,提供西方所需的原物料,我們卻沒有得到任何同等的回報。以鈾為例子,這資源被開採了四十多年,是為了用來製造主要電力的來源。儘管非洲為西方世界付出一切,但非洲仍未獲得自由,這就像是與黑手黨打交道。奴隸交易仍持續運作,只是變成一個現代化的版本。我們身處廿一世紀,可以使用現代技術,但野蠻行為仍在繼續,而且情勢還更糟。西方強制實行一切、制定規則、控制金融,然後還要主控批判的權力。
自您開始踏出家鄉到其他國家巡迴近 250 場演出之後,這樣的音樂人生際遇對任何人來說都並不一般,這是否帶予你的生活任何衝擊?是否也影響您日後的創作思維?
Mdou:2019 年時,樂團總共演出了 250 場,而實際上,我們一開始在 2014 年巡演時做了更多場演出。我想說的是,我完全沒有那種「我已經做了夠多現場表演,我想朝其他方向發展」的念頭。我感謝神給予自己這個機會,而且我不是那種有了錢就會改變自我的人。我盡自身所能地分送所擁有的資源:一部分的錢給我的家人,包括我的孩子,其餘的分發給身邊有需要的人。我試著在家鄉建蓋一些水井和一所學校,在經濟上支持一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們讀書。如果有人和我說「我喜歡運動」,那麼我會盡力支持他們能夠以此謀生。我個人的生命價值很渺小,這就是我的觀點。今年,尤其是現在,我正計劃幫助應對尼日暴發的瘧疾疫情。政府盡其所能地幫助人民,但我也想盡一份力,購買一些醫療藥物。我並沒那麼富有,買不起多太多治療藥物,但至少盡我所能。能做這樣的事,那讓我很開心。